美好时光里的嵩明电影院

  

  从前慢，车、马、邮电都慢。嵩明电影院的电影很好看，只因多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在那个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年代，电影院如同一个梦幻的殿堂。每到周末或节假日，电影院门口总是人山人海。人们穿着自己最得体的衣服，孩子们兴奋地在人群中穿梭。那时候的电影票虽然价格实惠公道，但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也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嵩明县城很小，却装得下几代人的记忆。

  在嵩明的岁月长河中，曾经有那么一座电影院，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嵩明人的欢笑、泪水、梦想与回忆。然而，随时代的变迁，它渐渐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只留下那些难以忘怀的记忆碎片，在岁月的尘埃中闪烁着昔日的光辉。

  嵩明电影院坐落在老县城南街的中心地带，紧邻嵩明饭店和嵩明农贸市场，曾经是嵩明县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1979年，县财政投资51万元，建成一座欧式风格、可以容纳近1600人观影、总建筑面积为2050平方米的嵩明县电影院。它于1981年正式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1998年，在电影院主体大楼前面建成嵩明影视城，属嵩明电影院附属建筑。嵩明电影院略显时髦且充满魅力的建筑，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静静地守望着这座小城，很长时期内成为老嵩明城里最耀眼的标志性建筑，没有之一。

  1979年—1985年，嵩明县新建的电影院总共只有五个，县城位于南街嵩阳片区的嵩明电影院，杨林工业片区位于二井司的工农电影院，杨林、小街、白邑三个乡镇电影院。其中，工农电影院的投资和规模仅次于嵩明电影院，该电影院新建于1982年11月，投资40余万元，1984年5月投入到正常的使用中，建筑面积1591平方米，有1036个座席，是杨林工业片区文化活动的阵地，满足周围驻嵩机关场矿单位和附近人民群众的观影需求。

  嵩明电影院，曾经承载着几代人的美好回忆，留个过往太多的故事。大家到县城再次见面的地点，都会约好时间，在“嵩明电影院”碰头，因为其他地点不一定彼此熟悉，但是只要一提“嵩明电影院”，嵩明人没有不知道的。

  有缘千里来相会，七仙女和董永相逢在大槐树下定情，许仙和白娘子第一次见面相逢在断桥，而老一辈人的爱情大多相约在嵩明电影院，故事是从看一场电影开始的。情窦初开的年龄，电影里的剧情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住了嵩明电影院，那是第一次怦然心动，第一次牵手的地点，邂逅了一场美好的爱情，从此就有了后来，幸福一家人的今天的故事......

  嵩明电影院不单单是一个看电影的地方，更是一个社交的场所。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里是约会的首选之地。小伙子们会精心打扮，早早地买好电影票，在电影院门口等待心仪的姑娘，而姑娘则会怀着羞涩又期待的心情赴约。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他们或许会偷偷地牵起对方的手，那种纯真的爱情在电影院的氛围中悄然滋生。

  对于家庭来说，一家人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是一种难得的团聚方式。父母带着孩子，在黑暗中一边分享着自家炒的葵花籽，一边乐滋滋地舔着老冰棍，一起被电影中的情节所吸引。孩子们会好奇地问父母很多问题，父母则耐心地解答。这种家庭的温馨画面，成为了很多嵩明人心中美好的回忆。

  而且，电影院周围还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商业圈。有卖各种小吃冷饮的摊位，有卖电影周边纪念品的小店。倒卖电影票的“黄牛”，时不时从帆布的斜挎包里，神秘兮兮地掏出电影票卖给客户。也有浓妆艳抹的靓丽女郎，在人群中人头攒动，招揽需要陪看电影的观众。看电影之前或者之后，观众会在电影院附近逛逛，买点小吃，挑选一些纪念品。那时候，电影院周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随着电视普及与市场经济兴起，露天电影被电影院取代，胶片放映技术被数字化替代。2003年，嵩明电影院所属建筑被拆除。电影行业“技术门槛”消失，仅剩少数山区保留传统放映形式。随着自动售票机普及，人工售票岗位缩减，电影售票员的职业从“权力中心”沦为服务性岗位，薪资与地位一下子就下降。两类职业的光环逐渐消散。时代的快速的提升，电视开始走进了千家万户。人类能坐在家里，舒舒服服地观看各种各样的节目和电影，不再需要专门跑到电影院去。而且，随着录像带、VCD、DVD等的出现，人们有了更多自主选择观看影片的权利。

  嵩明电影院的观众开始慢慢地减少。曾经热闹非凡的电影院门口变得冷冷清清，那些曾经排着长队买票的场景也一去不复返了。电影院的经营者试图做出一些改变，引进一些新的影片，改善电影院的环境，但这些努力在时代的浪潮面前显得有些无力。

  电影院被拆除的时候，很多人特意来到现场，想要再看它一眼。那些破旧的座椅、斑驳的银幕，都成为了人们心中最后的留念。虽然电影院消失了，但它在嵩明人的心中永远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

  嵩明电影公司的发展沿革大致是这样的，1953年叫嵩明电影队，1973年叫嵩明电影管理站，1980年叫嵩明电影放映公司，2024年以后叫嵩明公益电影放映公司。1938年，在嵩明大操场第一次放映无声电影。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由云南省文化局电影放映第十六小队到嵩明城乡巡回放映27天。在物资匮乏的农村，放映员掌握着“精神资源”的分配权，最初以无偿的“慰问”和有偿付费找其去放电影的形式活跃在各村各户，不仅供不应求，而且深受老百姓喜爱。1956年，正式成立嵩明县电影放映队，隶属嵩明县人民委员会文教科领导。放映队长把恭，队员仅有李朝栋、王洪钧、刘正芬三人。1962年，发展为两个放映队，负责全县所有乡镇的放映工作。那个时期全县的电影放映，基本都是放露天电影。

  60年代，嵩明县城的电影的放映地点集中在黄龙山下的大礼堂，那是一幢木楼灰瓦、玻璃门窗的老建筑。1981年之前，也就是没有建盖南街嵩明电影院之前，县城里放电影都在那里进行。那个年代的小孩最开心事就是“逃票”，他们会把身体像刺猬一样的“肉球”，竭尽所能地蜷缩到极限，从没有人看见的窗子里缩进去，然后避开检票员，迅速混入人群，然后提前踩好点，观影结束从下水道里钻出，这就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缩骨功”。只要成功一次，他们就会乐此不疲，一到放电影就再次呼朋引伴、故技重施，善意的检票员往往睁只眼闭只眼，却让他们非常得意，庆幸没有被发现。其实，怎么会逃得过检票员的火眼金睛，只要不发生意外事故就好，谁家都有孩子，哪个都会有几年调皮的童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举国上下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文艺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姿，数百部优秀影片被解禁，新摄制的故事片、戏曲片、歌舞片、美术片层出不穷，为电影事业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嵩明的电影也伴随共和国的城长创造了新的辉煌。当时县城由于礼堂容量少，大部分观众只能在广场看电影，每场一万多人。

  电影开场时，人群瞬间静默。当《地道战》中八路军从地洞跃出时，台下爆发出“冲啊！”的呐喊；《上甘岭》里炮火炸裂的瞬间，老人抹泪，孩童模仿着挥舞树枝当枪。武打片高潮处，观众齐声喝彩，孩童们模仿李连杰的飞踢动作，在人群间追逐打闹。

  放映《卖花姑娘》《桥》《瓦尔特保卫塞拉热窝》等影片时，民兵抬着大竹杆维持秩序，那儿人群站立，影响后排观众观影，民兵就把竹杆指向那里，示意观众坐下观看，不要影响后边的人，有时电影放映途中下雨，观众冒雨观看，放映人员很受感动，用伞遮住机器，坚持放完。观众还久久站着，不愿离开。

  胶片断裂时，放映员需用胶带紧急修补，观众跺脚催促：“赶紧接上！别让日本鬼子跑了！” 若发电机故障，人群便喊：“跑片人快去邻村借！今晚不散！” 雨夜放映时，有人撑伞护住幕布，水滴顺着伞骨淌下，银幕画面扭曲如哈哈镜，却无人离开，只因“下七七四十九天才高兴”的戏言在雨声中飘荡。

  70年代，各村各户的村民，如潮水般徒步到嘉丽泽农场和炮师农场看露天电影，给全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嘉丽泽农场和炮师农场属驻嵩国营农场，场地条件、经济条件和物质条件都比较好，他们和朋友礼尚往来的方式，就是馈赠自种自养的“鱼”和“大米”，或者酒品，或者水果，或者瓜果蔬菜，因此与省市有着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容易获得片源，然后他们再争取县里的放映队过来放电影，自然水到渠成，因此嘉丽泽农场和炮师农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拥有嵩明电影首映的优先权。

  其他乡镇也是如此，片源有了，他们就会通过邀请或者“宴请”的方式，与县上的放映员建立良好关系，争取获得比其他村优先的放映机会。那些看露天电影的日子，天未黑透，板凳、草垛、甚至稻草捆已铺满场地。有人用粉笔在地面画圈标记领地，邻村观众则踩着露水跑来，裤脚沾满泥点。孩子们踩着板凳攀爬到树上或屋顶，高喊“看背面！反着也能瞧！” 甚至有男孩因彻夜排队占座，次日在墓地边酣睡，被误认为“鬼魂”，却笑称“鬼子早被八路军打死了”。

  70年代，全县范围内的乡村电影，只有矣得谷、甸丰和阿古龙等屈指可数的村子，拥有可以在大礼堂内观影的场地，人们不再担心刮风下雨，终于拥有了走进房子里面坐下来看电影的条件。

  尽管大礼堂的夯土地面凹凸不平，但是有房顶的礼堂比露天的广场好，人们或蹲或坐或站，都会非常自在，再也用不着担心正是电影好看的时候，一场大雨倾盆而下，想回家又舍不得离开，只能淋湿在雨中，前胸贴着后背，冒雨观看。到大礼堂看电影，观众想得最多还是“逃票”，如果能爬到大荧幕两侧的阁楼上，斜着看也无所谓，由于通道在礼堂外面，阁楼又在礼堂放映电影的两边，检票员也鞭长莫及，不好叫他们下来，当然也下不来，没有楼梯和通道。好在大荧幕两侧的阁楼，站不下几个人。买了票的观众，则围着放映员和放映机，黑压压地站满了大礼堂，有的坐到大荧幕两边的台阶，有的挤上礼堂内的化肥堆上，有的则攀附礼堂四周的门窗上，只要能看电影，怎么方便怎么来，那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不从高处摔下来就可以。

  直到1973年，嵩明开始建立起嵩明县电影管理站，1980年改建为嵩明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负责直属放映队及全县各放映队的管理工作。嵩明电影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初级到高科技的过程。1980年以后，放映工作逐渐由各乡镇服务队自己完成，因各乡镇有了自己的放映队伍，能自己达成目标，嵩明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负责完成直属放映队的工作和对各乡镇的管理工作。

  80年代后，座座电影院先后落成，县城及部分乡镇所在地结束了看露天电影的历史。看露天电影成为那个时代人民群众最盛大的精神宴席。影片《小花》、《侦察兵》、《青松岭》、《神秘的大佛》、《少林寺》《从奴隶到将军》等等均在影院放映，白天两场，晚上两场，逢年过节放通宵场，还满足不了观众的需求。春节期间，组织县与县、县与乡镇、乡镇与乡镇跑片放，通宵达旦，人山人海。有全家坐马车来的，骑自行车，坐客车和步行来的观众，夜场多为年轻人观看。售票窗口十分拥挤，重点影片提前预告，提前预售，少数人钻空子，购回影票高价出售，电影管理人员请来工商、公安人员帮助查处票贩子，维持影院秩序，让群众看上、看好电影。

  80年代和90年代是嵩明电影的鼎盛时期，杨林工农影院率先实行承包责任制，半年就完成全年任务，全市在嵩明召开现场会，电影公司不仅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考核指标，而且在电影管理、放映上也成为昆明郊县区的佼佼者。一九八七年被省文化厅、农业厅、广播电视厅等八个厅授予“科教影片放映先进单位”，一九九四年省文化厅授予纪念诞辰一百周年“百部影片汇映活动特等奖”，嵩明工农电影院，嵩明电影院先后被昆明市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一九九七年县人民政府授子嵩明电影院为“警民共建文明单位”，嵩明电影公司和两个电景院多次被评为嵩明县“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受到县委、县人民政府表彰。

  20世纪70-90年代，是嵩明电影行业的黄金期。电影院售票员和电影放映员作为稀缺的文化服务提供者，他们以乡村精神领袖和“明星式”的方式出现，是“精神资源”的分配权与人情联系的纽带，带给公众仪式感很强的集体记忆，被赋予特殊的社会地位，其职业价值与个人魅力深深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精神需求中，深受大众欢迎。

  放映员掌握胶片放映机的复杂操作与维护技术，在当时属于“高科技”范畴。他们需通过严格选拔，具备一定文化水平（如识字、设备检修能力），甚至需通过政治审查（如出身清白），这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尤为珍贵。放映员需在放映前检查胶片是否断裂、调整放映机焦距，稍有不慎便会中断观影体验，村民视其为“技术权威”。

  放映员的到来常引发全村动员，孩子们提前占座，村民携食物聚集，放映员调试设备时即成为人群焦点。电影结束后，村民会围绕剧情热烈讨论，放映员常被邀请参与，其角色从技术操作者升华为文化互动的参与者。这种集体仪式强化了放映员的“文化使者”形象。老人们回忆，当年三里五乡的观众都赶来观看《地道战》《地雷战》《三大决战》和八个样板戏及少量外国故事片。甚至因人群拥挤导致放映中断，足见其吸引力。另外，放映员甚至成为婚恋市场中的“香饽饽”，因其职业体面且能接触外界信息，被视为“多才多艺”“见过世面”。

  70年代，村干部需要与放映员搞好关系，否则村里可能很久看不到电影。当然，那个年代的“宴请”，也并不是什么大吃大喝的腐败行为，而只是村民表达简单情感的吃饭，吃饭不是目的，目的是邀请来放电影给村民看。村民常以“放映员小李和小张，经常把电影送下乡。不是啃鸡腿，就是喝鸭汤”的顺口溜称赞他们，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1981年，建成了嵩明电影院，此前的露天电影慢慢被电影院取代。有了电影院，电影票属于稀缺资源，售票员成为了“香饽饽”。售票员不仅负责售票，还需管理场次分配、处理特殊需求（如预留座位给熟人），甚至有可能因“加价黄牛票”掌握额外资源。这种权力类似供销社售货员的“票证经济”优势，使其成为村民“巴结”的对象。“黄牛票”现象出现后，有的售票员可能通过“加价五块”获得额外收入，间接强化其社会地位。

  售票员高峰期需快速收钱、打票、报站名，动作麻利且不出错，这在体力与记忆力上要求极高。其制服、工牌与规范服务形成“体制内”的专业形象，与普通民众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强化其权威感。在大家的印象中，售票员斜挎的布袋中，装着电影票和零钱，口中报座位声与翻票卷的手法成为一道独特风景，这种职业特性使其成为“见多识广”的代名词。售票员接触面广，能获取城市动态（如新片信息、明星八卦），成为村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售票员高举着红纸票根，在晨雾里喊：“《庐山恋》！加林今晚娶巧珍！”，这种职业特性使其成为“信息传递者”，甚至影响村民的婚恋选择。

  出于对看电影天然的好感，电影公司的放映员和售票员，就是那个时代的“网红”，成为人类羡慕的“好工作”，观众希望从售票员那里得到有限的电影票，观众又会反过来为售票员提供很多方便，比如坐车好坐，买票不用排队，而且留有座位。如果是卖肉或卖蔬菜的观众，往往会把最好的肉或蔬菜留个售票员。有的转业军人复员回乡，组织问“想去哪里工作？”出于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情感，很多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想去电影公司当售票员”。这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足以看出大众对这个行业的认可度，以及对电影售票员这种工作的羡慕之情。

  80年代，大众对放映员与售票员的尊敬，本质源于资源稀缺性与社会结构需求。前者是文化资源的掌控者，后者是公共服务的权威代表。这种职业光环随技术进步与社会转型而消退，却成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符号，印证了“金饭碗”的本质——时代赋予的特殊价值，终将随历史车轮向前消逝。

  夏日傍晚，村头晒谷场或麦场被人群的喧闹声唤醒。木头支架上悬挂的白色幕布随风轻摆，发电机的轰鸣声与汽油味混合着夜风扑面而来。放映员将自行车后座的铁皮箱卸下，取出胶片盘时，孩子们围拢过来追问：“今晚放武打片吗？” 若铁皮箱上写着“宽银幕”三字，人群便会欢呼——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少林寺》、《木棉袈裟》等香港片即将登场。

  走进比露天电影稍好一点的大礼堂看电影，是一种美好的回忆。当时有大礼堂的村子屈指可数，听说哪大礼堂放电影，其他村的村民就会蜂拥而至，在过年过节或者农忙结束来享受一场精神大餐。那宽敞的大厅里弥漫着各种特殊的气息，大礼堂两侧的“农药化肥味”，观影过程中的“汗味”“屁味”，混合着看电影人嗑瓜子吃冰棒的“瓜子味”“冰棒味”，以及观影结束墙角的“尿味”，留给7080后的印象很深。

  矣得谷的大礼堂，建盖时间早于甸丰大礼堂和红旗大礼堂，礼堂为瓦顶青砖灰白外墙，屋檐下正门两侧镶嵌着凹凸有致红红的五角星，下面刻有“人民礼堂”四字，外墙斑驳随处可见未完全清除的旧标语痕迹。礼堂内部呈阶梯式布局，主席台位于正前方，台子中间白底红字写着“毛主席万寿无疆”“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等标语，两侧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思想”的对联。台下摆放着长条木凳，可容纳数百人，地面多为夯土铺就，墙角堆放着村里供销社的农药化肥味物资，礼堂正中摆放好放映设备，经常在这里放电影。

  矣得谷大礼堂位于矣得谷村委会，属于半山区，甸丰大礼堂和红旗大礼堂位于小街坝区。红旗大礼堂因委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名为红旗大队而得名，建于1975-1977年，总建筑面积1298.8平方米。采用“五面石基础”、青砖砖墩墙体、钢筋混泥土梁顶结构。矣得谷的大礼堂为苏联式的建筑风格，另外两个大礼堂建筑采用东欧式的建筑样式。

  当时的大礼堂主要有以下功能，一是政治集会。作为农村政治生活的核心场所，礼堂定期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会、忆苦思甜报告会。台上干部宣读最高指示，台下群众高呼口号，会议间隙常有红小兵表演忠字舞。二是文娱活动。晚间放映《红灯记》《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舞台两侧悬挂“绝对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标语。电影放映机由公社统一调配，胶片多为《新闻简报》与“老三战”影片。三是临时用途。灾荒年间兼作粮仓、农资化肥粮种仓库或避难所，特殊时期亦曾改为“学习班”关押审查对象，墙角留有铁丝网与木板床的痕迹。

  大礼堂里没有座椅，而且非常破旧，但是坐在化肥堆上看电影，却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巨大的银幕在黑暗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仿佛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当时，电影院上映的影片类型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但每一部都能给观众带来深深的触动。无论是充满革命激情的红色影片，还是讲述人间真情的故事片，都能让观众沉浸其中，有些时候现场哭声一篇，跟着电影里的人物一块感同身受。

  记得有一次放映一部经典的爱情片，当男女主角在银幕上深情相拥的时候，电影院里传来了轻轻的抽泣声，那是观众们被电影中的情感所打动。如果是播放武打片，那么观影结束后，来自不同村子的小伙子血气方刚，经常发生打架斗狠，给派出所和村委会维持治安的压力不小，村口路边的蚕豆田，电影结束也会经常遭到来自其他村的年轻人“破环”，偷吃青蚕豆事小，那绿油油的豆田，刚刚长出的“耗子尾巴”豆荚，会被那些打架斗狠的小伙弄得东倒西歪、一片狼藉，被践踏来当作“草地”使用。

  文革结束后，礼堂逐渐荒废，部分改为仓库或村里看电影的场地，墙上的语录被石灰覆盖，仅存模糊痕迹。90年代农村城镇化中，矣得谷大礼堂被拆除，原址为村委会木楼或厂房使用了很久，甸丰和矣得谷大礼堂至今尚存。随着电影事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阿子营、新街、杨桥、四营等公社及牧羊、阿古龙、新春邑等15个大队也相继建起了集会议、电影、文艺演出为一体的大礼堂，常年放映电影。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逛嵩明城也不是想来就来的，因为人们出行的方式基本靠走，后来才慢慢有了自行车。逛嵩明县城，到农贸市场吃一碗凉米线，就会让人激动好几天，若能够到嵩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那可能是年轻的心有了心仪的对象，因为年轻人彼此见面的机会不多，被双方的父母偶尔看见也会觉得不太好意思，这是那个时代的青涩记忆。倘若不是年轻人谈情说爱，那看一场电影，也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

  电影院座位有限，能够买到一张电影院票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老人回忆，80年代的嵩明南街，嵩明电影院水泥墙上的《少林寺》海报被月光镀上一层银边，李连杰握拳的剪影仿佛随时要从墙里跳出来。月光在水泥地上碎成银渣，售票窗口的暖黄灯光像块磁石，将整条街的人潮吸附过来。自行车铃铛声叮叮当当，后座驮着棉被和板凳的工人、攥着饭盒的学生、挎着竹篮卖冰棍的老太太，全挤在影院台阶前蜿蜒的队列里。

  凌晨两点，队伍里突然炸开骚动——有人喊“黄牛来了！”戴鸭舌帽的男人挤进人缝，手里攥着一沓用橡皮筋捆好的票根，“《少林寺》加价五块！”后排卖冰棍的老太太举起竹篮：“换不换？三根老冰棍抵一块钱！”冰棍在月光下泛着糖霜，有人咬咬牙，从裤腰里摸出皱巴巴的粮票。

  北风卷着冰棍的甜味儿钻进衣领，有人跺脚取暖，铁栅栏门上的锈迹簌簌往下掉。忽听“吱呀”一声，售票窗开了条缝，光秃秃的灯泡映出工作人员哈欠连天。前排的大妈攥着五毛钱往前挤，手腕上的银镯子磕在水泥台面上，叮叮当当响成一片。

  天光泛白时，检票员终于拎着一串钥匙出现。铁栅栏“哗啦啦”升起，人群如春潮般涌向售票口，棉鞋踩在地上发出“吱咕吱咕”的声响。有人挤丢了军帽，有人撞翻了冰棍箱，木片冰棍“哗啦啦”滚了一地。买到票的姑娘高举着红纸票根，在晨雾里喊：“买到了！买到了！我买到《少林寺》了”。

  《少林寺》大火之时，也是嵩明电影院放映最为繁忙的时候，当时从天亮开始放电影，一场接一场的滚动播放，电影院里前一场的观众还没有完全走出去，下一场的观众已经挤进来等着坐下，而且每场都是满座。车水马龙的观影人员，让附近的冷饮和香瓜子异常好卖，路上行人嗑瓜子留下一地的的葵花壳堆得满地都是，熙熙攘攘的人流量直接造成南街堵死，推自行车的人感到寸步难行，步行也是走两步退三步，盛况空前。

  人们探索能从光鲜的电影世界里，认知不一样的世界，因为当时实在没有太多的娱乐方式。看完电影，就可以模仿电影的人物，模仿他们的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生活方式，说几句电影里赶得上潮流的台词。看完《少林寺》，曾经让无数热血少年摩拳擦掌，木头棍棒耍得呼呼生风，想离家出走去少林寺练拳习武。

  对和电影里角色相似的人，则用反面角色的名字，给别人起绰号。比如，如果有人理了光头，就会被叫做电影里的“松井”。那些电影里的绰号，成为童年戏弄人打趣人的一种方式，更加不用说对不太喜欢的人了。用电影里的名字给人起绰号，起绰号的喊着喊着，也就顺口了，被起绰号一开始不接受，对这种开玩笑的方式，因为大多出于善意，也不以为然，慢慢的听到叫的人多了，也就听得习惯了。被别人喊得多了，有的人的真名也就慢慢模糊了，只记住了那些被对号入座，甚至被叫了一生的那些电影符号，如“胡汉三”、“三炮”、“钱广”、“汤司令”等等。

  九十年代末期，随着影视、录像业的发展，家庭影院的及，电影观众逐年减少，放映收入也慢慢下滑，面对严峻的形和改革浪潮的冲击，如何审时度势，趋利避害，成为嵩明电影电影公司拆除了嵩明电影院的现实。为了保住阵地，留住观众，影院前厅，建盖了融影视、娱乐、冷饮、卡拉OK演唱为一体的文化娱乐中心。再后来，互联网的普及更是给传统电影院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人类能在网上轻松地找到各种高清的电影资源，还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时观看。电影院的经营慢慢的变困难，收入锐减，设备也因为缺乏资金维护而逐渐老化。

  最终，嵩明电影院新建盖的文化娱乐中心还是没能扭转和逃脱被关闭的命运。当电影院的大门最后一次关闭的时候，很多嵩明人心中都充满了不舍。那座曾经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建筑，曾今给嵩明小城增添了无尽的热闹和欢乐，如今只剩下几代人的记忆，在嵩明的时光中飘荡，它的记忆永远留在嵩明人的心中。那些在电影院里度过的美好时光，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老人们会给孩子们讲述当年在电影院看电影的趣事，孩子们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但也能从这些故事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独特魅力。

  随着嵩明的发展，一些新的电影院也逐渐建立起来。虽然这些新电影院有着现代化的设备和舒适的环境，但它们永远无法替代嵩明电影院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因为嵩明电影院不单单是一个看电影的地方，更是嵩明人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见证，是一段无法复制的珍贵记忆。

  嵩明电影院虽然消失了，但它的记忆就像一颗璀璨的星星，在嵩明的历史天空中永远闪耀着。它提醒着人们，时代在持续不断的发展，虽然有些东西会消逝，但那些美好的回忆将永远被珍藏。

  （作者：李云飞，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昆明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昆明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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